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发布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其中秦始皇帝陵考古发掘取得了多项突破！

2009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第三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目前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以及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申茂盛介绍，一号坑的建筑结构为框架式与厢椁式陪葬坑相比技术较为原始，由此推知其在陵园中修建较早。

(资料图片)

一号坑总面积14260平方米，为陪葬坑中面积最大。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件！

据申茂盛介绍，此次考古发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在塑出大型后、先进行细部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

申茂盛还指出，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多项突破——明确了武器的种类与配属、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初步厘清军阵的排列规律。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南北宽62、深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余件。

发掘区域原貌

2009-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发掘位置位于一号坑T23、T24方，包括G8-G11四个过洞、Q8-Q10三个隔墙、俑坑的北边壁等第三部分，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第三次发掘有一些重要发现、新认识。

兵马俑坑

在俑坑建筑结构：俑坑的木质结构是由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构成框架式结构，较其他陪葬坑由垫木——地板——立柱——厢板木——棚板木所构成的厢椁式显得技术原始，兵马俑陪葬坑应该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

在俑的等级与军阵方面：明确了特殊俑的职能；初步搞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

兵马俑坑

在车属遗迹方面：清理出笼箙等遗迹。并判定其为车配置装纳杂物之器，并非马槽。

车属遗迹

在武器装备方面：认为俑坑内的长兵器主要为铍与戟；短兵器分辨出两种青铜剑有等级上的区别；远射兵器，解决了檠木的使用问题；防护设备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指挥设备清理出鼓与鼓槌。

兵马俑坑出土长兵器复原图

秦陵一号铜车马上铜弩

陶俑制法上的新突破，认为俑的双臂单独制作，待陶俑躯干完全作好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已完成后才粘接双臂，搞清楚了陶俑的制作程序。

“物勒工名”方面认为有其具体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质量要求。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约140余件。

鼓。呈扁圆形，面皮质，绘彩，鼓壁圆弧形，薄胎，髹漆近无，绘彩。夹紵胎，有漆灰，壁面有竹质鼓钉，铜环钉3枚，等距离分布孔内穿线丝捆绑。

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

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召开“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共发布包括蒋刘遗址、太平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11项重要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汇报人向媒体通报重要考古发现情况，解读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陕西省文物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魁英主持会议。

发布会现场图|郑重

蒋刘仰韶文化遗址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

汇报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红英研究实习员

2022年，为配合秦汉新城土地储备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21年度发掘区域西侧继续开展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另外还发现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100多座。

此次发现应为环壕西南段，系人工挖掘而成，形制规整。环壕内堆积以黄褐色、灰黑色淤土为主，陶片较少，器型常见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等。

蒋刘遗址环壕西南段剖面

在确定环壕范围和结构后，考古人员开始有针对性地探索环壕内外的聚落功能区划，特别是寻找环壕外的相关功能区，最终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遗址的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了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经规划，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

这些墓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以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M2墓主盆腔内胎儿碎骨及随葬品出土情况

蒋刘遗址考古工作是该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的成功实践，为进一步分析蒋刘仰韶聚落的功能区划奠定了重要基础；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

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另外，墓葬中数量丰富的笄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

宝钛集团项目用地古代遗存

发现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

汇报人：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胡望林副研究馆员

2022年，为配合宝钛集团工程建设，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对项目所涉及区域的古代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

项目所处地理位置

本次发掘仰韶文化时期遗迹28处，其中灰坑15座、房址9座、窑址2座、沟2条。根据出土器物判断遗迹时代均为仰韶晚期，其中地面式排房5座，之间均有隔墙，总面积108平米，平面呈长方形，房址建设时原始地表经平整处理，房屋地面经料姜石粉末涂抹处理，先后有3层，表明曾反复使用。半地穴式房址4座。窑址保存较差，发现有火塘及烟道。

地面式排房

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的发掘是关中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排房建筑，在其之后的排房要到龙山时代晚期山西碧村遗址、临潼康家遗址、泾水流域打石沟遗址中才出现。

宝钛项目夯土墙体大型排房的发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宝鸡乃至关中地区房址的建造方式、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材料。下一步，将对发掘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战国灶址等重要遗迹进行异地搬迁保护。

石峁遗址

发现皇城台高等级墓地

汇报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研究馆员

本年度发掘集中于皇城台顶西部，确认为一处石峁文化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命名为“皇城台墓地”。因周围存在现代坟园，暂不具备对墓地进行全面揭露条件，仅揭露墓地一角。目前已发现确认石峁文化时期墓葬19座，其中土圹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墙多道。

皇城台主要遗迹平面示意图

此次发现的“皇城台墓地”由一道宽约4米的石墙与皇城台建筑分布区隔开，土圹墓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和西南部两处区域。西南区的7座墓葬连排分布，除一座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墓葬结构相似，平面形状为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室面积普遍超过10平方米，深3.5～4米。

墓葬普遍使用木质棺椁，由榫卯套接而成，已朽为灰痕。墓内普遍有殉人，殉1~3人不等，还发现殉狗。因遭严重盗扰，墓主葬式已不详。在墓圹北壁中部普遍设置有壁龛，但多数器物已被盗，仅个别墓葬内壁龛未遭破坏，出土有整套完整陶器，器形较小，部分器表有红色彩绘。

在个别墓葬棺内及盗洞中发现有少量玉器及残片，可辨识有钺、凿、环等。在西南区墓葬的周围发现存在建筑遗存，在连排墓葬两侧使用南北向的平行石墙界定墓葬的范围，应该是与周边东西向石墙相连，围成大规模的墓园。

中区墓葬规模略小于西南区墓葬，多有木质葬具，墓主人骨已无存，墓内多有殉人，一般仅殉葬1人，墓上未发现石墙及建筑遗迹，显示出等级低于西南区墓葬。石棺墓规模均较小，零星分布于土圹墓之间，从层位判断，年代晚于土圹墓。石棺用扁平石板拼接而成，仅可容身，墓主人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均无随葬器物。

通往大台基的门道

M4壁龛内一组彩绘陶器

虽然本年度发掘的皇城台墓地仅揭露出一角，墓葬多遭严重盗掘破坏，相较于之前在石峁韩家圪旦地点、府谷寨山遗址发现的墓葬，皇城台墓地发现的石峁文化墓葬规模更大，为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确定为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成排墓葬及围绕墓葬所建的整齐石墙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已有成熟的规划意识和墓上标识性建筑，具有墓园的雏形。

M5盗洞内出土棺内器物

2022年度还对大台基西南角进行补充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台基的南护墙。在转角处及两侧石墙上共发现石雕10件，尤以仍嵌筑于转角的圆弧形神面石雕最为精美。

太平遗址

史前先民已拥有高超建筑技术

汇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小庆研究员

太平遗址是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新发现的古遗址。自2021年3月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组成太平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太平遗址开展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截至目前为止，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通过这些工作对太平遗址的认识有了一些初步的线索。

太平遗址发掘区概况

确认这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两座环壕年代相同，体量接近，口部宽度约15-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边界明显，保存完好，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重要作用。

遗址内发现居住建筑形式多样。除2021年度发现的地面式方形建筑、“吕”字形半地穴建筑，圆形深穴式建筑外，2022年度新发现有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两个居室与一个院落的半地穴建筑组合，及一处可能与建筑相关的人工夯土台基等。

编号F9的房址遗存为一处包含两个圆角方形的侧室及及一个椭圆形院落的半地穴院落建筑，院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壁面较光滑、陡直，部分墙壁有泥抹痕迹，底部平坦，有不连续的少量白灰面。东南部有两级生土踏步，应为院落出入口。

后室平面形状为方形，门道向东，有三级生土踏步。房间中部有一处火烧圆形灶面，西南部有一较完整的龟甲，房间内还发现有三件红陶柱状陶器。侧室平面近方形，门道向南，房间中部有一曲尺形烧土范围，中部有一处椭圆形火种坑。

F9后室正射影像图

在东环壕北部中央发现有朱砂墓、夯土基址和大型地坑院建筑等。同时在遗址里面发现了当时人类生活使用的陶器、石器、骨器，通过植物考古学的浮选，还发现了当时人们生活所必须的这些粮食，包括有黍水稻等等，这都是为展示当时人类生活的一个全方位的场景。特别是小麦的发现为了解小麦东传路线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太平遗址出土玉器组合

太平遗址出土陶器组合

太平遗址环壕-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显示出，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空白。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汇报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豆海锋教授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2018年—2022年由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

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发掘全景

2022年通过勘探，在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东城墙由两道夯土墙构成，宽度约7米，其东部宽4、西部宽2.7、两者相隔约3米。壕沟宽约8米，残深约2米。

对南城墙进行解剖，可确认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结合勘探已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墓地围沟解剖

考古确认一处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2020—2022年已在该墓地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

2022年度发掘甲字形大墓3座，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向西，墓室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道长约9米、宽约3.3米，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分三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

M90出土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该墓年代为商末周初。M98、M99亦为甲字形大墓，M98与M90墓道相接，前者墓道弧曲，墓室方向与M90相一致，墓道长7.8米、宽3.1-3.4米，墓室长5.3米、宽4.6、深8.3米，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二层台残留有大量车马器，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

M99位于M98南侧，墓道长21.5米、宽3.6-4.0米、墓室长6.6米、宽3.4米、深7.9米，墓室棺椁扰动严重，出土有陶器、玉器、铜器、金箔片及蚌饰，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小型墓葬多为东西向，一般随葬品较少，多见兵器及车马器。

通过出土遗物判断，该围沟墓地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末周初和西周早期。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在上庙墓地围沟外东部进行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10余座，另有中小型墓葬百余座。

马坑

2022年发掘的斜圳地点位于城址内东北部，发现有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铜遗存；并发现较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可判断，该地点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

出土漆盘

出土器物

出土金箔、玉器

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

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城址，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塔儿坡秦墓

发现战国晚期墓葬385座

汇报人：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旭阳

项目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塔儿坡村东，是咸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储备地块，该项目发掘工作从2022年3月开始，截止2022年6月结束。共发掘古墓葬406座，其中战国晚期385座，汉代20座，唐代1座，窑址13座（汉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出土文物847件（组）。

战国晚期墓葬从形制上可分为竖穴土圹墓（55座）和竖穴洞室墓（330座）两大类。部分墓葬有龛、坑，放置随葬品。

出土随葬品482件（组），质地有陶、铜、玉、铁、石、骨器等，以陶器为主，共292件（陶壶、陶盒、陶鼎、陶釜、陶鬲、陶罐、茧形壶等），均为实用器。陶器组合有鼎、盒、壶或壶、釜、罐等。铜器以带钩为主。部分陶器上有戳印四字陶文。

发掘现场

汉代墓葬20座，出土文物364件（组）。从墓葬形制上可分为竖穴洞室墓和长斜坡墓道洞室墓两大类。唐代墓葬1座，出土文物1件。发掘窑址13座，均为半倒焰式陶窑，根据形制判断分别为汉代2座、唐代10座、明代1座。

出土器物

本次发掘的战国墓群与东邻的95塔儿坡秦墓一墙之隔，墓葬形制、随葬品相近，两者应是战国晚期同一墓地。结合以往的发掘情况，进一步确认咸阳东郊是秦咸阳城的墓葬区。从墓葬规模、出土随葬品判断，这批墓葬均为小型墓葬，墓主应是一般平民阶层。

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有了新的突破

汇报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申茂盛研究员

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最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南北宽62、深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余件。

发掘区域原貌

2009-2022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正式发掘，发掘位置位于一号坑T23、T24方，包括G8-G11四个过洞、Q8-Q10三个隔墙、俑坑的北边壁等第三部分，发掘面积约430平方米。

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近千余件（组）。第三次发掘有一些重要发现、新认识。

兵马俑坑

在俑坑建筑结构：俑坑的木质结构是由地栿——立柱——枋木——棚木构成框架式结构，较其他陪葬坑由垫木——地板——立柱——厢板木——棚板木所构成的厢椁式显得技术原始，兵马俑陪葬坑应该是陵园中修建较早的一组陪葬坑。

在俑的等级与军阵方面：明确了特殊俑的职能；初步搞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

兵马俑坑

在车属遗迹方面：清理出笼箙等遗迹。并判定其为车配置装纳杂物之器，并非马槽。

车属遗迹

在武器装备方面：认为俑坑内的长兵器主要为铍与戟；短兵器分辨出两种青铜剑有等级上的区别；远射兵器，解决了檠木的使用问题；防护设备清理出俑坑中第一面盾牌；指挥设备清理出鼓与鼓槌。

兵马俑坑出土长兵器复原图

秦陵一号铜车马上铜弩

陶俑制法上的新突破，认为俑的双臂单独制作，待陶俑躯干完全作好并且二次覆细泥，细部雕饰包括铠甲已完成后才粘接双臂，搞清楚了陶俑的制作程序。

“物勒工名”方面认为有其具体实施的范围和程度，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质量要求。

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也有了新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已修复陶俑约140余件。

鼓。呈扁圆形，面皮质，绘彩，鼓壁圆弧形，薄胎，髹漆近无，绘彩。夹紵胎，有漆灰，壁面有竹质鼓钉，铜环钉3枚，等距离分布孔内穿线丝捆绑。

西咸新区十六国北朝墓地

已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

汇报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副研究馆员

北城村墓葬群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离咸阳国际机场4.5公里。

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考古表明，该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应是一座大型独立墓园。

发掘区位置

围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3.5米，南北发掘长度256.5米（地块内已发掘部分）。围沟内已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间距基本一致，应为一处有规划的独立的大型墓园。围沟内的墓葬全部为东向，呈南北纵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规模基本一致，根据规模大小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

发掘现场卫星图

东区墓葬均为规模较大的墓葬，由东向西呈5列分布，这些墓道长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长超过20米。随葬品主要为铜钱、铜饰，少量陶器、铁器、泥饼等。

西区墓葬的规模较小，东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长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过5米，出土器物以铜钱为主，少量铜饰件、陶器、铁器。

墓室

结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围沟内墓葬西区的年代应在北周至唐初这一时间段，东区墓葬应在十六国、北魏至西魏时期，整体而言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规模变小，时代越来越晚。同时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人骨死亡多在壮年，男女比例基本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

出土器物

出土陶俑及铠马

北城村墓群是一处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延续时间较长，但发现的陪葬品较少，都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独特性。

其性质可能为北朝时期前所未见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类特殊身份人群的集中丧葬地。是北朝时期墓葬考古发现中所罕见，对研究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

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汇报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馆员

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2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2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工地考古遗迹正摄影像总图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发现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大致为130米左右（不含路沟）。

安仁坊西北角坊

莲花纹瓦当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水渠上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向，等距离排列。桥基下的渠岸两侧叠涩砌砖，砖基与渠岸之间开挖有生土槽，其下铺设石础，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桥。

居中桥基最宽，桥基北侧发现5个础石遗迹，其中尚存3个。两侧4处桥基略窄，完整者南北两侧各存4对础石。据考古实测，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

桥基2南壁正视图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滥觞，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唐严公贶（kuàng）墓

是现存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

汇报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徐玮

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凤林北路东延伸段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发掘3座唐墓。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

墓志出土现状

该墓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盗，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盖、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长76.7、宽77.1、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三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

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冯翊人。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严公贶高祖严丰、曾祖严知本、祖父严审纲，父亲为唐中期名臣严震，兄长为严公弼。

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先于严公贶四十七年而逝，有七子一女。严公贶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岁，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与颜真卿齐名，称“颜柳”，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又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

柳公权书法名扬天下，以致“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清平堡遗址

实证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汇报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春雷副研究员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2022年清平堡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城址南门和城外西侧护城墩区域，对城内开展了全面勘探工作。同时，对显应宫内部出土的彩绘泥塑、中心楼墙体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加固工作。

清平堡位置分布图

南门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整体破坏严重，残存门道宽约3.3米。在南门外有瓮城，墙体保存相对完整，瓮城现存墙体最高处残高6米，顶部残宽1.2～2.1米，墙体底宽4.6米。瓮城内出土有大量砖瓦残块、少量青花瓷片、黑釉瓷片、残损铁器及动物骨骼等遗物。

南门瓮城

彩绘泥塑

通过2022年考古发掘工作，对清平堡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保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自我定位是军事和商贸二重的，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明朝政府为了防御河套蒙古的军事攻击，选择此地修建清平堡，其封闭的城墙、城门、瓮城的建筑格局均体现了这一军事防御的目的；在堡内十字街交叉处设置中心楼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市场，体现了清平堡作为商贸场所而修建的另一个目的；城内院落等小型建筑结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碾房等设施均为极为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建筑风格，火炕设施为北方民族文化的建筑设施。

显应宫清理出土的典型蒙古服饰泥塑与典型汉族服饰泥塑则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营堡外侧与护城墩并立的寺庙，也进一步说明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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